佛教圣地再现佛光 ——甘肃泾川大云寺遗址发现大量窖藏北朝佛像 当地曾经出土佛祖舍利 中国第五大窖藏佛像惊现 再次印证泾川为古代西北佛教活动中心 2012年12月31日中午12时,曾经出土过佛祖舍利14粒和金银棺套函的甘肃省平凉泾川大云寺地宫东侧,惊现数十尊北朝、隋、唐窖藏佛像。 当天中午,泾川县城关镇修建道路时,在大云寺地宫东侧发现一处佛像窖藏。县文广局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博物馆职工赶到现场进行保护,对已出土的文物进行了清查,并对散落土中的碎小残件进行了仔细的清理,使出土文物无一缺失。对露头的佛像严格按操作规程做了表土处理,保持了文物埋藏时的原貌。 据对已出土的近50尊佛像观察,有石质立佛、坐佛、佛龛、造像碑、造像塔、佛座、菩萨、罗汉、释迦多宝说法造像碑、石莲花、陶佛像, 有陶法器、碑刻、佛身,还有砖雕、筒瓦、陶器皿、陶法器、瓷片、砖瓦等100多件,从时代看有北朝、北魏、隋代、唐代,以北朝隋唐时期特征突现。最大的高约1.5米,最小的头像直径不足5厘米。这些造像雕刻刀法精细,造型优美,艺术价值极高,对研究北魏至隋唐佛像风格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意义。大多数造像有彩绘,颜色为红、绿、白三色为主。从埋藏情况看,为有意识、有秩序的摆放在一起的,最下层个体大,上层的较小,共约三层,埋藏深度约3米,窖坑边沿及土色向四方延伸,目前尚不清楚边沿,极有可能有铜等金属佛像窖藏、金银铜法器窖藏、朝廷官方供养珍品、碑刻窖藏、石刻经文窖藏。据埋藏情况看,可能与唐武宗灭佛有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次大云寺北魏佛像出土,足以证明以佛祖舍利供养地大云寺为中心,泾川确是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罕见的佛教文化圣地。 目前文物现场保护严密,正在等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指示。 当地曾经出土佛祖舍利 这是当地第四次重大佛教文物发现 经考证,以泾川大云寺为中心.周围有北周宝宁寺、隋水泉寺、唐太阳寺、北魏王母宫石窟寺、北魏高峰寺。建国后先后四次出土重大佛教文物。 第一次: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农民在整地时,发现武则天时期金棺、银椁、铜函、石函、琉璃瓶等五重套函安奉的佛祖舍利14粒,石函上有千字铭文,成为当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1971年9月,郭沫若鉴定,金银棺等套函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此后,曾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与世人见面。2005年,作为佛舍利和套函的典型代表,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与人们近距离接触,每位赡礼者限时30秒。这是首都首次让地方出土的佛舍礼现世,该舍利套函和地宫反映了以棺椁埋舍利的划时代变革,开创了佛舍利葬制中国化的先河,在佛舍利葬制历史上具有断代的意义。因此,泾川大云寺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佛舍利供养圣地。 第二次:1969年冬,在大云寺西侧的北周宝宁寺遗址出土了舍利塔基一套,包括石函、铜椁、铜棺、舍利瓶、舍利、金银钗、玉指环、医用铜刀等文物。 第三次:2005年3月19 日下午,大云寺西侧的北周宝宁寺遗址,出土石雕佛像一尊,北魏佛龛残部,供养人等雕像。 第四次:2012年12月31日中午12时,在大云寺地宫东侧惊现窖藏佛像及百多件文物。佛舍利安奉圣地大云寺的窖藏佛像现世,是证明唐代大云寺及前身隋代大兴国寺完整历史的丰富实证,又为证明大兴国寺可能始建于北朝或更早提供了参照,更为揭开如此大规模集中几个朝代的精美佛像窖藏的历史之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信息,泾川县属于西北古代佛教活动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印证。泾川大云寺佛像窖藏,是全国发现的第五处佛像窖藏。 泾川县为古代西北佛教活动中心 泾河两岸存有百里石窟长廊 泾河两岸百里石窟长廊西起泾川县城王母宫石窟寺,东至泾明乡东北盖郭村太山寺,现存窟龛600多个,其中:造像窟龛35个,僧房窟400多个。现存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寺、罗汉洞石窟寺、丈八寺、太山寺等石窟群7处。僧房窟设计巧妙、结构合理,以二、三个至几十个不等为一群落,内部互通,有较严密防御功能,除居室外,还有水井、仓库、经堂、走廊、壁橱、东司(卫生间)等功能。百里石窟长廊记录了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原始形态,可以媲美敦煌石窟,其中倒吊经塔支提窟,有“石窟之祖”之价值。据统计,泾川现存有南石窟寺、水泉禅寺、宝宁寺等北周以来各个朝代不同风格的寺庙或者遗址152处,泾川县为古代西北佛教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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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建国以来,我国的佛教考古有四次重大发现,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三武一宗”法难由此被充分地证实,而大量精美绝伦、异彩纷呈的佛教造像得以重现人间,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我们对中国佛教艺术史乃至佛教史自身的认识。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三次考古大发现的现场,一探究竟。这四处分别为: 山西沁县南涅水村:一镐刨出来的石刻佛像1000多尊 1959年的一天,山西沁县南涅水村的一位农民在涅河北岸取土,他对着一座土堆一镐刨了下去,一个巨大的埋藏佛像的地穴暴露在天光之下,随后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发掘清理,先后出土各类石刻造像2139件。这批佛教艺术品主要分为碑文石刻、造像石塔和个体造像三大类型。塔形造像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型石块叠垒而成。据石刻题记,这批佛教造像和石刻主要是北魏水平三年(公元510年)至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的作品,跨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十国和宋朝,历时近6个世纪,其所使用的材质是沙岩,风格粗犷,雕工朴拙,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现在,这批佛教造像全部收藏于沁县二郎山南涅水石刻艺术博物馆。 山东省青州市:推土机推出来的石刻佛像500尊 1996年10月,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南侧的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推土机推出了古代龙兴寺埋藏佛像的地窖。这个地窖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总计出土了大约500尊佛教造像。其时代始于北魏、止于北宋,但大多属于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龙兴寺窖藏佛像发现之前,在青州及其周边地区就已经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总数大约有1000多件,这些造像创作的时间大致与龙兴寺佛像相同,属于古代青州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材质主要使用石灰石、汉白玉和花岗岩。这批造像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雕造精美,彩绘富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现在,青州佛教造像主要收藏于青州市博物馆。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考古挖出石刻佛像1000尊 2012年1月10日,至1月25日结束,历时16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共发掘出2895块佛教造像,如果拼合后加以恢复的话,应该有1000多尊佛像,其中大约有95%是用汉白玉雕刻的,少数为青石造像。邺城遗址北吴庄佛像埋藏坑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方形土坑,边长约3.3米,深约1.5米。这批佛教造像的主要题材有释迦像、阿弥陀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思惟太子像、观音像、双菩萨像等。多数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可谓金碧辉煌,灿然满目,那质地的皎洁,那色彩的绚丽,那雍容的气度,那塑造的精美,无不昭示着高雅豪贵的气派,当属于皇家寺庙的艺术品。这批佛教造像的时代前后衔接,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北朝时期的邺城一直是弘扬佛法的圣地。 山东济南(齐州):20平方米发现石佛60尊 + @3 W9 Z8 @9 k2 l
2003年7月,在2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的佛像已增至四十来尊。有专家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处有意识集中掩埋佛像的窖藏。清理出的佛像多达四十来尊,既有立佛,又有坐佛,其高度多数在0.2米-0.5米之间,有的身上还带有彩绘。佛像很密集地分布于塑料棚下方区周边,西边最多,北边和东边次之,南边较少,方区中间尚未清理出佛像。佛像似乎是平放在一个平面上的,互相叠压者不多。"另据一业内专家分析,从数量如此之多、放置如此集中等种种迹象上看,这应该是佛教徒有意识将受损佛像集中掩埋所形成的佛像窖藏。# X: V) X- f0 W( v7 q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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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法难:以上考古发现的佛教史背景" d6 w, [2 S! S, Y2 p
上文提到的佛教造像清一色地出土于地下埋藏坑,这种情况显然与我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出土的那些佛教艺术品大都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显然是被砸破之后集中掩埋的。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和唐武宗李炎(814—846),“一宗”指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柴荣(921—959)。这四次法难分别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前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前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前后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前后,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佛教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三武之厄”,极为惨烈,如《魏书;释老志》载:“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这是拓跋焘时代佛难的实况。宇文邕和李炎时代的佛难,大致也是如此。“三武之厄”的发生,与佛道之争以及皇帝对道教的崇奉乃至当时佛教自身的弊端均有密切关系。灭佛运动主要是由军队来执行的,所以杀人放火是常用的手段,被拆毁的佛寺,被屠戮的僧尼,被焚烧的佛经和被击破的佛像简直不计其数。从公元955年开始,柴荣也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当时毁佛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然而,这四位掀起灭佛运动的君王,尽管其平生颇有作为,但结局却都很悲惨: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暗杀,享年45岁;宇文邕在灭北齐后驾崩,享年37岁;李炎因为服食丹药而死,享年33岁;柴荣在北伐契丹的途中病逝,享年39岁。这些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君王在挥舞政治权柄动用国家机器掀起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之后,都无一例外地英年早逝,这是很令人回味的,或许,他们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或许,这正是佛经所说的“三界无常,诸有非乐”?然而,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在盛世的中国,沉埋于地下1千多年的佛光毕竟重现人间了,这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文化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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