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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姐亚弟
农历甲午七月初二是堂姐亚娣三周年的忌日，作为娘家人的堂嫂，头日在胜山庙做道场，告慰亡灵，我自驾车专程送妻参与。由于“胜陆公路”造高架封闭施工，我们从逍林镇区绕道，穿过胜山前的村落，到达大湾的胜山庙化了半个多钟头，那时母亲、两个堂兄堂嫂、我的两个妹妹等都到齐，祭祀活动已经开始了。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烧香念佛拜菩萨，只是活人们的一种纪念形式，安慰自己的心灵而已。送达后，我就回单位上班了，没有参加僧人们诵经祈祷活动，也没吃斋饭。
堂姐其实与我同龄，都是乙未年出生，因为她的出生日子在农历九月初十，比我降生早近两个月，即或双胞胎，一先一后落地，也得是姐弟相称，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也没有叫过她一声姐，习惯于直呼其名。小时候，她的力气比我大，曾记得我们十岁那年，三姑妈生产后，父母们忙于集体劳动，无暇走亲戚，让我们俩挑着两板篮的糖、面、鸡蛋等物品，去东二七大队送“生姆羹”，八华里的路程，我只能挑一小段路，也是腰身歪斜，似千斤重担压肩的颤栗，就调换给她，大多数路段都是她挑着。后来父母和大爹嗔怪我，算什么小伙子，这区区几斤物品呢！我还狡辩说一根竹扁担也有份量呀！这件事一直戏说到我们长大。我们老家有句歇后语：“六指末头打巴掌——加一”，意思为特殊等待。亚娣出生时的右手大母外侧有畸形小指，俗称“六指”，在7、8岁时做了外科手术，切除了小手指头，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快，不但没有影响生活，就连痕迹也不是很明显。
1976年11月26日的那天，晴空万里，蓝天白云好像有意来祝贺人间的喜庆，这是亚娣出嫁的黄道吉日，喝喜酒的远亲近邻都聚集在下二灶我的老家，人们穿梭般的身影进出屋内房外忙碌着，橱房里更是一股热气腾腾的状态，到处弥漫着蒸米饭的飘香和烧菜时的油鲜味，有的人互敬香烟聊天，有的嗑着瓜子大声说笑，更有孩童们的衣兜里塞满了爆米花、盐炒烧豆、炒花生等物，在人群中钻来窜去，堂屋里许多人勤快地搬桌摆凳、分筷放碟、添酱油加醋、放酒杯安酒壶，尤其是女眷们拥进亚娣房间，黑压压地围绕在她的床前，整这理那、梳妆打扮，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不一会，大家簇拥着亚娣到早已停泊在七塘江河埠头，乘船上“轿”，载着新娘子的农船离岸远去，人们陆续返回屋内喝喜酒了，一番都是喜气洋洋的忙碌。亚娣结婚还只有22虚岁，男方比她还大4岁。按当时的《婚姻法》，女18足岁、男20足岁就可以领结婚登记证书，算合法夫妻了。
按当地的传统说法，亚娣的婚姻是亲上加亲。新郎是崇寿公社东升大队龚复树，我奶奶同胞姐姐的孙子，我们的爷爷与男方的爷爷是嫡亲的两连襟，都拥有施家同一个丈姆娘和丈人，两家属于老亲戚，到了亚娣的辈份，属于表表兄妹关系连姻的新亲戚，也就是俗话说的“表兄妹当老宁（人），亲眷省两份”。由于我爷爷、奶奶离世得早，留下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大的亚娣爸爸还只有19虚岁，6个未成年的孤儿人家，不但不懂得人情世故，而且也没有交往的经济能力，所以很少有家人和亲戚走动，表亲戚更加疏远，以前基本不往来，因亚娣的婚姻，两家的亲热度升温了，凡是家里有什么喜庆或是节假办饭，总是礼尚往来、请吃堂饭，包括早已单家独立的我们。
上世纪70年代的家庭伦理，虽然说是到了没有封建制度束缚的新社会，但是有些传统习俗还是要遵循的，尤其是家务劳动、尊敬长辈和家庭成员方面，新媳妇也有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新媳妇烧早饭。过门后的第二天早晨，新媳妇要早起，在家人还未起床前，要上灶烧火煮饭，把全家人的早餐准备就绪。这既是新媳妇家务劳动能力的考验，也是勤劳的主妇持家的开始。
我堂姐夫家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上有公婆和奶奶，同辈兄弟姐妹有七个，亚娣进门是第三房媳妇，大哥、二哥已成家，还有了第四代，一家吃饭十几个人。新婚第二天早餐，婆婆和二嫂起得早，灶前灶后主要是她们俩在忙碌，亚娣只在灶堂里添些柴火，一个月后，正式轮到亚娣当班做饭菜了，虽然亚娣十三岁开始能上机织布了，懂得会做缝补浆洗、烧茶煮饭的家务事了，曾受大妈的夸赞“小人做了大人生活”。可是娘家的烧火煮饭只6口之家，多数时间还有嫂子和母亲，现在的家庭不但有10几个人，而且独立操作，轮到需要一个月时间的早起和晚睡，更让亚娣倍加小心的公公是个讲究家道尊严的人。
亚娣每天凌晨起床，一锅开水，一锅饭菜，双管齐下，10几个的饭菜，需要二尺二寸的大镬烧煮，用双层的蒸笼煮菜，烧火时的大风箱要拉得不停，没有个巴小时的忙碌，煮不好饭菜。奶奶上了年纪，早晨洗漱在房间里面，亚娣烧好饭菜后，还得打起洗脸水，送到奶奶房里，随后再打扫厅堂和自己房间，几个来回，一家人开始用餐，早餐后还得把那么多的碗、瓢、勺、筷、镬、桌洗刷干净，再出门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由于亚娣的善良和勤劳，一时成为东升大队社员们的美谈：“龚家娶了个漂亮媳妇”、“龚鼎良有福气，娶了个贤慧媳妇（龚鼎良是亚娣的公爹）”。
堂姐夫是先天性的高度近视眼，父母从小让他学了泥水匠的手艺，当时社会的经济落后，尽管他参加了崇寿公社的建筑队组织，泥水需求量很少，赚来的钱除了向生产队上缴记工分之外，所乘无几。后来，他自己单干给老百姓做散工，靠勤劳和善良取得了社会信任，为了增加收入，他开始带徒工，不仅带了邻居的男青年，还让自己第五兄弟也学会了泥水师傅。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过去的手工业劳动业务量小，多一个手工业者多一份行业竞争，尤其是近距离的同行，更是“同行三分亲，七分仇”。 竭泽而渔，我堂姐夫竟然犯了手工业师傅的大忌，为后来的兄弟失和埋下了祸根，这是余话。
小夫妻有了下一代，家庭责任感陡然增加。堂姐夫以慈溪县第三建筑公司崇寿工程队的名义，在宁波西郊电子元件厂承包到了职工宿舍楼的建设工程，那是慈溪建筑行业进军宁波市场的先头部队，他组织了10几个打工者队伍，按厂方的要求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包工包料，独立核算。一年多以后，工程全部完工，近10万元的盈利，衣钵满归，回乡后，建造了三间两层，中间局部三层的新式楼房落成。当时，在“万元户”追求目标年代，我堂姐家耗资5、6万元，一幢“品”字形平楼在“人”字形瓦屋村落里，显得鹤立鸡群，非常醒目，大爹夸赞女婿能干，众兄弟们敬慕有嘉，凡从七塘公路通过的人，没有一个都不刮目相看，成了当地先富起来的家庭。
随着农村棉粮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自由种植和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民放开了手脚，勤劳致富，财力积聚，农村掀起了建楼房的热潮。龚复树和亚娣看准了商机，以堂姐夫泥水匠出身的手艺，添置设备，组织劳力，在屋前道地上办起了预制品厂，生产水泥楼板，销售给需要建楼房的农户，生意红火，预付款纷至沓来，五孔板生产供不应求，利润丰厚，夫妻俩东奔西跑，忙内忙外，风尘仆仆，付出总有回报，家庭财富聚集，手头资金阔绰，“亚娣家成老板了”的赞言也在我家传开。
亚娣深知自己没有文化的困惑，懂得知识能改变命运的道理。夫妇俩努力让两个孩子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培养成长，练就本领。亚娣一边协助丈夫在预制品厂备料、生产、销售等方面拾遗补缺的工作，另一边操持女儿和儿子的生活起居、学习监管。尤其是央青的艺考，他父亲一路从杭州、金华的陪伴，一次次的参与和生活上的照料，费尽了心血。那年，立庆骑摩托车出事故，三人受伤送医院急症，其中舟山的同学粉碎性骨折，转院舟山治疗，家人上上下下的忙碌，真是鞠躬尽瘁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央清大学毕业后，考进宁波市海曙区房管局工作，结婚成家。儿子立钦大学毕业了，总算结婚成亲。仅管夫妇为操办儿女的婚事，费神又花钱，可是内心总是充满喜悦和幸福，祈望未来的大家庭，传宗接代，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
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第一轮农居楼房几年之后，被现浇板所替代，半框架结构、全框架结构房屋也在农村兴起，水泥预制板纷纷退出市场，泥土烧制的红砖转用水泥砖块，市场需求猛增。龚复树迅速转产，由生产五孔楼板改产水泥砖，添置生产的机械设备，与大兄弟合作，共同出资，再生产，也曾一度兴旺。可惜，好日子不长，由于经营上没有形成规模和管理上的意见分歧，造成兄弟反目，亏损严重而倒闭。
身心疲惫的夫妇，在市场经济中退下阵来，俩人无所事事地融入了左邻右舍搓麻将的队伍。有时屋里大堂一桌不够，小厅再设一局，麻将两桌头，白天搓好，夜里继续，烧菜做饭来不及，冷菜泡饭方便面解肚饥，结果是输钱不多，光阴流失，生活失去了规律，身体缺少调养，生物钟紊乱，长期疲惫，精神懈怠。
几年下来，夫妻俩自己也认为不能这样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打算改变日常的生活内容。龚复树在杭州湾新区的企业找了一份做门卫的工作，每天用电瓶车往返，成了打工仔，亚娣也以家务为主，领养照顾孙女和外甥女，有时还赴甬照顾外甥囡，过起了琐碎的晚年生活。
200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还在单位办公室，突然接到妻子的来电，说让我询问一下周医生是否上班，龚复树在骑电瓶车下班回家的路上捽了一跤，马上要找骨伤科医生。慈溪市中医院的骨伤科原主任周国民医生，是我多年来交往的老朋友，我们家一旦有什么头痛脑热的都找他，虽然他是应征入伍之后学医，转业到东安乡卫生院工作，学历、文凭并不高。但是临床经验和医疗技术还是相当的了得，中医院骨伤科的社会名望不亚于慈溪人民医院。经姜婉珍联络下，龚复树很快得到周医生确诊为左小腿脚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得动手术，打钢钉、绑石膏固定、静养，亚娣自然要全程陪护。百病有百药，独怕病因摸不着，对症服药，百病消散。三个月后，龚复树可下地行走，恢复健康，精神饱满，又过上了正常生活。
2008年9月2日傍晚，我们夫妇俩刚散步回到家里，电话机突然响起，从电话里得知：龚复树患了重病，半身失去了知觉，昨晚从慈溪人民医院转到了宁波李惠莉医院，昏迷不醒。第二天一早，我从银行里提出一万元现金，与妻子一起自驾车赶到宁波医疗中心（李惠莉医院）住院部。经询问得知，龚复树患恶性脑瘤，不动手术就此瘫痪，无法行走，开颅手术也只能切除大部分瘤子，无法清除大脑夹缝中的瘤组织，有6个月的生命延长期，并且必须到全国最权威的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手术。突然的恶噩，让家人和亲戚们惊愕了，面对残酷的现实，谁也不忍心让一个活生生的亲人就这样离开。作为儿子的立钦，家里没有现钱积蓄，女儿央清刚按揭购买好房子，眼看58虚岁年龄的父亲，走到了阎罗王殿的门口，无论如何总要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多活一天也是好！央清决定举债抢救父亲，即使只活半年也要孤注一掷，请求院方马上联系上海华山医院，做好手术准备，立即转运上海救治。我把随带的1万元交给了亚娣，书英也从家里拿来3万元，央清带上银行信用卡（可偷支），租用救护车，直送抵沪。
手术很顺利，回家后马上可以下地走路了。那天，我们去看望他，脸色红润，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病史和感受，并来回走动、挥臂举腿向我们展示，他的行动完全自如，恢复正常，真的象没有生过病的人一样。虽然，医生告诉过我们这是治表不治本的措施，我们在他的面前还是靳钉截铁地肯定，彻底治好、完全健康。
半年后，不出医生所料。龚复树的半边手脚又出现异常，脑瘤病情又复发了，再次到上海华山医院住院治疗，慢慢地病态严重起来，医生也无回天之力，返回家后又到慈溪人民医院作保守疗法，缓释精神痛苦，昏迷了一些日子之后，于2010年5月19日离世，正如他自叹的只有岳母59岁一样的寿命。虽然病魔没有让你表达语言，但是您对子女的爱和家庭的未来是多么的留恋和不舍。
料理出丈夫丧事后亚娣，身体的劳累和精神的严重打击，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又要奔波在慈溪、宁波两地，照顾孙女和外甥女的生活，依然忙忙碌碌。
年底应邀来佳先家客居，自诉腹部有硬块、伴有大便不通的症状，还追忆在复树患病期间曾经出现，还有便血。经众亲的劝说，在附近的地方医院打针服药，也不见根治。春节过后，又出现了10几天拉不出大便，央青接她到宁波医院诊断，确诊为结肠肿瘤，转杭州邵逸夫医院作手术治疗。
住院期间，我与妻子自驾车到杭州看望慰问，得知她的病情已到结肠肿瘤晚期，虽然作了肿瘤切除手术，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它器官，前景不容乐观。
亚娣出院后，在家里继续打针服药作保守疗法，约过了半年时间，咳嗽、疼痛不止，只得住进了慈溪中医院，我们几次看望，只见得她身子渐渐地消瘦，症状忽轻忽重，好在她的乐天派性格，精神上并没有太多的悲怆，在你弥留的日子里，从眉梢眼角分明表露出对生命的热爱，对子女的牵挂和忧虑，我们唯有暗自落泪。2011年8月1日她也撒手人寰，享年56岁。我的同龄人，早我两个月来到世上，且这么早就离我而去，写到这里我的心头涌满悲哀，你节俭勤劳地成家立业，含辛茹苦地把子女拉扯大，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游览大好河山，还把女儿陪伴唯一的坐高铁去厦门念念不忘，你跌跌撞撞的人生路，坎坷艰辛的一生，就这样短短地结束了，我只有在这里称呼你姐姐！
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一对勤劳的夫妇相继离世，据《慈溪市志》公布2010年平均寿命高达79.52岁的时候，他们且都没有活到自己的正寿（60岁），可惜啊！
父母相继亡故，子女的财力、精力都被彻底的掏空，亲戚们也牵肠挂肚，成了医院的常客。仅管子女们已经成家，但是失去了双亲，没有高堂的家庭，象刚出巢的稚鸟，断了回望的老路，只有在墓地相会，心灵的落寞和精神的无助是多么的惆怅！
以此文作为我的哀思，让亚娣夫妇在天之灵永生！
堂弟： 阮 万 国
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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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亚娣（1955.10.25-2011.8.1），龚复树（1951.-2010.5.19），生有一女央清，一子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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