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17年修葺越州阮氏宗谱
慈溪姓阮的人数不多,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列五千人之下的姓氏。现境七塘一带人们都称是绍兴移民,追溯阮姓祖先也来自绍兴。据《越州阮氏宗谱》记载,洛阳阮氏始祖宋靖公的第七代孙阮道夫,在宋开禧元年(1205),被任命为越州判官,来绍兴府只身工作十年,卸任后,被老百姓爱戴和挽留,就迁来家眷,定居在绍兴市内藕牙池边(现今的儿童公园),成为越州阮氏始祖。文天祥曾对他题赞词为:“爱民如子,民亦爱之如父母;为官如斯宜昌,厥后镜水稽山传不朽。”8 M, m4 S4 a& t5 N# a) ^- |
《越州阮氏宗谱》卷十第31页理一房记载:“17世孙宗文,配章氏,生二个儿子,名叫成铨、成富,迁住余姚崔陈路”。《越州阮氏宗谱》是民国十七年编纂的,当时的“余姚崔陈路”就是现在的庵东。另又有记载:“成铨,出生在乾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卒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二日,配徐氏为妻,生五子,迁住余姚东北乡下二灶”、“成富,生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卒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配张氏这妻,生三子三女,迁住余姚下六灶”。从记载中儿子的名字和女儿嫁给的地方和姓氏,成铨与成富的迁住地点应该互换。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成铨、成富兄弟俩是他们父亲宗文迁徙到庵东之后,又分别迁住到下六灶和下二灶的(下六灶和下二灶是现在庵东镇的富北村和下一灶村)。另有《越州阮氏宗谱》卷十一第21页理三房记载:“19世孙廷芳,配石氏为妻,生一子,名茂贵,迁住余姚下二灶七塘下”、“茂贵生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一日,配杨氏生二子:福佑、福庆”。从而可以推断出越州阮氏是在乾隆、嘉庆年间迁入了慈溪。" T+ C7 ]. i! b$ e5 j
洛阳始祖储(朝启),在宋太祖时任巡抚,一直为官到80岁,被封为宋靖公,他生绶和维两个儿子;大儿子绶生儿子仲轩;仲轩生儿子初;初生鹭和昆两个儿子;昆生谘和诵两个个儿子;谘生云和电两个儿子;电生道夫(洛阳七世、越州始祖)、德夫两个儿子;道夫生大韶;大韶生方和直(由绍兴城内迁入沽渚)两个儿子;直生继祖;继祖生邦和都两个儿子;邦生存儒、存承两个儿子;小儿子存承生文能、文兴、文明三个儿子;文兴生昱和昌两个儿子;昱生瓊(琼)、璫、琈、玘四个儿子;瓊(琼)生楷、相两个儿子;小儿子相生天佑、天两个儿子;天佑生大中、大安、大仁、大通、大廉五个儿子;大廉生朝雄、朝英两个儿子;朝雄生望宗、望用两个儿子;小儿子望用生士成、士龙、士某三个儿子;士成生肇贵、肇良、肇映三个儿子;肇良生宗文、宗周、宗德三个儿子;宗文生成铨、成富两个儿子;成富生思有、思贵、思德三个儿子;思德生启复、启盛、启顺、启廷四个儿子;启廷生茂纪、茂春两个儿子;茂春生笔者一个儿子。这就是笔者的祖宗世系脉络,看起来有点复杂,从越州始祖繁衍到笔者,也只有22世(代)。
4 X5 f9 m* e4 N+ ~) Z# z6 J7 U 据《越州阮氏宗谱》卷十第34页理一房记载:“思贵,配应,无嗣,同治癸亥(公元1863)兵燹失踪,无考”。《越州阮氏宗谱》另有“迁住慈溪海盐庙、东山头”等记载,需要后辈人考证。据茂钜大爹说,太平天国军队来慈溪的那年,笔者祖上无钱缴纳丁捐,曾祖父和他的二哥被太平军拉入壮丁队伍服役,第二年九月太平军在宜兴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18岁的曾祖父与他的二哥走散,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只身步行几百里返回了家乡,成家立业,海水煮盐。笔者的爷爷因为奶奶个子矮小,不适从事繁重的煮盐劳动,就移居于七塘之南耕种,从此后人就离盐从农。* R- e& w E& ^; _, d7 X; y
世事多变,六十年后,南宋王朝在骠悍的铁骑烈马下消亡,元兵血洗绍兴城,奴化汉人。阮氏家族作为宋朝遗臣后裔,遭受蹂躏。阮道夫孙子阮直,字叔绳,以“宁可吃不饱,也不会屈膝”的民族气概,厌恶战争,为保全家族避免战火,选择了迁徙到沽渚乡野,来到相传因越王勾践称炭而得名的称山脚下曹娥江畔隐居。他认为,称山的形状好像是一只头向东南的卧虎;弯曲的曹娥江好似一条活着的游龙,可谓是“虎哨龙吟、王者之乡”的宜居之地。7 l' o: a5 r1 Y. j; S& [
越州阮氏家族定居之后,叔绳公在曹娥江边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望江亭”,闲情时常邀几个好友饮酒赋诗,路人常闻此地有吟诵之音,久而久之人们视作为“虎哨龙吟”之地,因而得名为哨金(吟),上世纪曾为哨金乡辖区,也是鲁迅先生笔下润土的家乡。
* l6 r1 K4 V" z 沽渚,现属上虞市道墟街道辖区,越州阮氏的定居点,建有“阮氏宗祠”和“阮氏墓园”。其中原委可从叔绳公《雪夜偶成》诗析获,“避地沧江上,频年欢索居。兵戈人易老,风雪岁将除。子孝贫无害,亲安乐有余。自怜缗饵薄,不钓渭川鱼”。 这是阮直自绍兴城内迁出,刚搬到沽渚所作,流露出他淡然的心迹和漂泊的轨迹。% U8 V$ x0 [; n- G* z. k$ P
虽然他的晚年生活很清贫,但是对越州阮氏的命运转折,子孙繁衍的继往开来奠定了存在。称山西侧有个湖泊叫渚湖,“阮氏宗祠”建在湖的西岸边上,解放后曾为小学校所,现为沽渚村民委员会办公所在地。《越州阮氏宗谱》还收录了“阮氏宗祠”建筑的全貌和周边村落的绘制图。蜕严道人对阮直的为人,有如下的评述:“称山苍苍,渚水泱泱;先生德泽,山高水长”,这足以说明他对阮氏家族定居的接纳,也是对他社会地位的认可。2 U" l5 Q, ^ r/ Q
慈溪的移民与当时的政策有关,据《余姚六仓志》记载:“乾嘉以来丈地分丁,近数十年山会客民入境,愿赁卤地刮泥摊晒蒸卤为业,六仓丁户悯其穷无所依,既赁之地,或弛其租,由是来者益众,生齿日繁,滨海一带自成风气。”清政府的盐税由“按丁输银”,改为“摊丁入亩”之后,实施了“丁归地征,而丁课始改为地课”的政策。盐民的赋税由人头计征改为滩涂面积起征,以生产资料计算,税负合理。地处曹娥江边部分贫穷的越州阮氏盐民后裔,穷则思变,也纷纷东迁至杭州湾南岸的盐场,从事租赁滩涂煮盐。从清雍正四年到同治九年慈溪人口翻了四倍,除了自然增长因素之外,这阶段的移民规模是慈溪历史上的最大一次,使移民覆盖了整个庵东盐场,劳动能力的增加,盐产也随之增长。据《宁波盐志》记载,庵东盐场的原盐总产由宋末元初的1800吨,上升到清乾嘉年间的9214吨。使杭州湾滩涂的制盐产业兴起,也为无产者提供了一次创造的机会。七塘一带的人们说话口语,至今还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迁徙是人们的一次抉择,也是一场苦难,但又是一种机遇。他们以勤劳、善良、刻苦、诚挚的精神酿造了盐业文化,在慈溪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为慈溪历史辉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功不可没。: Y- L9 A) j" L0 j) ^! K
《越州阮氏宗谱》记载,在清乾隆四十年左右,越州阮氏十六世孙肇良的大儿子宗文从绍兴沽渚(1954年前沽渚属于绍兴县管辖)迁移姚北崔陈路(庵东),然后,大儿子成铨定居下六灶,小儿子成富定居下一灶,成富就是笔者爷爷的爷爷,他与海水煮盐结下了世代的情缘。" S. i! z' r0 I! `
我国历史上的海水制盐方法大同小异,主要分为炼卤和制盐两个阶段的工序。慈溪的制盐在清咸丰二年之前都是采用刮泥法炼卤和盐灶熬盐,塘外的“白地场”经海水浸泡过后,留下咸分,干燥后的地表会泛起白色的粉末,俗称“盐花”,人们用工具把含盐量较高的表土连同盐花刨起,让太阳把泥土晒干,然后收集起来,这些晒干后的泥土称为“生泥”,也就是制盐炼卤的原料。8 d6 S L# q' C& \5 W" C6 w* l
炼卤是海水制盐过程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炼卤要经过摊泥、刮泥、抄泥、集泥、挑生泥、整漏、淋卤、盘卤等工序,每道工序都是露天操作,靠体力完成,而且太阳越是猛烈越有利于制盐,由于风吹日晒,盐民的皮肤都呈咖啡色。“晒盐佬,晒盐佬,担担生泥压弯腰,吃的糠菜粮,烧的狗爬灶,住的火洞舍,穿的破衣裳,死了不如一根草。”这首流传在盐区的民谣,就是过去盐民的写照。仅管盐民的皮肤被炙热的太阳晒得乌黑发亮,为了微薄的收获,还是希望天天出个猛太阳。
2 C& H! C7 K- y& J8 r5 W! U5 \宋初词人柳永“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暴咸味聚,始灌潮坡溜成卤。”一首《煮海歌》为盐民记载在历史的文化里。在大自然的造化下,积沙成涂。庵东盐场的“煮海”之民,继承先辈之业,能驾驭潮汐的喜怒哀乐,能解读天地的风霜雨雪,使用水来土挡、筑塘成陆方式拓展疆域,我真的佩服祖辈们生存的适应性。盐作为我国最早唯一的商品,他们痴情地为自己的生存和单一的品种生产而拚搏,在民族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上留下了劳动的轨迹。9 w, }. k0 k7 g( C
任何产品因为经过了交易的环节而成为商品,社会有了商品交易而繁荣了市场,人类有了市场经济才会讲究效益,效益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只有竞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慈溪的制盐产业历史演变,真正验证了这一规律,盐既是政府的财政来源,也是无产者赖以生存的依靠。4 k1 V( b1 L9 `. a( c% W
制盐已成为慈溪的过去,连同我们的祖辈消逝而去,载入史册。而慈溪人的血脉无法改变移民文化、围涂文化的存在,祖辈们的音容笑貌还遗传在我们的基因里;祖辈的产业可以消逝,而祖辈们勤劳、刻苦、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子孙后代传承!! o7 j ^4 j% [4 S U/ x; d# q
9 T. R }' b$ P4 C( g' M注:①《越州阮氏宗谱》共二十二卷首一卷,由阮彬华、阮廷藩纂修,陶念钦封面题词,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世懋堂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绍兴图书馆。
" |+ {1 h$ p% Z/ R: a |
|